中新網11月12日電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12日刊發前德國國防部部長卡爾-特奧多爾•楚•古滕貝格所撰寫的評論文章，古滕貝格在文中直指在美國NSA監聽醜聞中，華盛頓方面與盟國之間缺乏溝通及其態度比監聽本身更具有破壞性。
文章指出，安格拉•默克爾的手機遭到監聽，大西洋兩岸似乎一片大亂。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監聽醜聞牽扯到了德國總理，這嚴重損害了美國在歐洲及其他地區主要盟國心中的信譽，損害了後者對美國的信任。
當然，這並非美國與歐洲之間首次遭遇嚴重分歧：以伊拉克、關塔那摩和氣候變化這幾個問題為例，它們近些年均引發了大西洋兩岸的情緒化反應。
文章認為，NSA醜聞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它直接針對美國一些最親密盟國的政治精英。在之前的危機中，即便是那些在某個特定問題上與美國公開鬧分歧的領導人，也常常在幕後給予美國支持。以默克爾的前任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為例，雖然他在2002年是以民粹主義反戰政綱贏得連任競選，但他的中左翼政府為小布什政府干預伊拉克提供的支持(包括情報共享和飛越領空權)，要遠遠多於他們敢於在公開場合承認的支持。
文章舉例說，在以往的衝突中，大西洋兩岸政治外交精英的務實專業精神，確保了衝突產生的任何後果在影響範圍和持續時間方面都會受到限制，不會幹擾盟國合作這一核心要務。這一次情況似乎有所不同。德國輿論領袖對關於監聽的爆料感到震驚和憤慨，認為跨大西洋伙伴關係的基礎受到了“嚴重動搖”。
文章指，問題很大程度上並不在於各國互相監聽。坦率地講，有哪個國家不監聽他國？問題其實在於華盛頓方面的態度與溝通，那才是極具破壞性的。沒錯，考慮到歐洲自身監聽活動的力度、以及一些國家的情報部門甚至向NSA提供支持的事實，有關方面作出的部分反應有偽善之嫌。但默克爾肯定感到在美國的監聽行動方面受到了欺騙，因為當前NSA合同工、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最初的爆料浮出水面時，是她展示出了驚人的剋制，在爭取自身連任的同時努力穩定人們的情緒。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對NSA醜聞的處理從一開始就顯得相當不專業。巴拉克•奧巴馬沒有立即致電默克爾，而是等到媒體曝出整件事後，才指示他的發言人發表了一份軟弱無力的否認聲明，笨手笨腳地試圖避免回答美國情報機構過去是否曾把默克爾當作監聽目標。人們很難記起有哪位美國總統是如此地疏遠盟國政府首腦。
那麼，關於NSA的爆料會產生什麼不良影響？文章列舉道：首先，這起醜聞是在歐美合作需要強化之際發生的。以擬議中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係協定》為例：呼籲暫停乃至取消該協定談判(這類談判總是會很艱難)的將不再只是左翼人士，歐洲通常親美的中右翼黨派也會發出同樣的呼聲。
其次，歐盟與美國之間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銀行業數據共享協議可能淪為NSA醜聞的另一個(即便只是暫時的)犧牲品。歐洲議會以隱私擔憂為由，敦促歐盟委員會中止該協議。作為美國“恐怖分子財務信息追蹤計劃”的一部分，該協議為美國財政部獲取數以百萬計的個別交易數據項提供了重要途徑。德國政府官員似乎對採取這種反制措施持開放態度。不過，柏林方面剛剛同意推遲一年引入更加嚴格的、受到美國科技企業質疑的歐盟隱私規定。這就是政治實用主義。
最後，如果歐洲領導人在說服本國不情願的公眾從軍事上支持美國時遭遇更大困難且積極性減弱，奧巴馬政府不應感到意外。德國聯邦議院對華盛頓的友善程度似乎正處於歷史低點。德國在海外執行的任何軍事任務，都需事先得到聯邦議院的批准。
有必要記住的是，最能破壞民主國家間友好關係的事情，可能就是因盟國的行動而喪失(對盟國的)信任以及(在國內)丟面子。這兩個相關的方面概述了NSA醜聞對跨大西洋伙伴關係(既包括個人、精英層面的合作，也包括更廣泛的公共外交領域的合作)的潛在破壞性。
文章最後指出，目前，美歐之間最好是聯合行動。這件事不僅僅是世界各國政府不得不應對的又一個問題。斯諾登的爆料(專家預計，斯諾登的爆料將持續到明年較晚的時候)還突顯出IT業在塑造政治和公共政策方面起到的關鍵作用。企業收集、存儲和評估大量個人數據的空前能力正在推動由政府向“谷府”(Googlement)的轉變。這種轉變才剛剛開始。 （原標題：德國前防長：美國態度比監聽本身更具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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